从经济层面打击对手,不算是什么新东西,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过,可是这毕竟不是一种常规的手段,懂的人只是极少数懂商业的人。
这一少部分人中,绝对不包括豪格,也不包括金国绝大多数的官员。
金国的危机在整个关中地区蔓延,经历了棉价暴跌的金国人,如同惊弓之鸟,又开始恐慌性的抢粮。
粮价很快超过了崇祯末年的水品,城中百姓害怕没粮吃,都拼命的往家里买粮,至少也要存几个月的存粮才能心安,一些粮号见此,有意减少出货,这又加速了粮价的上涨。
长安的粮价几日内就突破历史的新高,让不少关中百姓又回想起了十多年前的关中,惊慌的情绪已经严重影响到了金国的稳定。
这时金国朝廷开始出售官仓的粮食来平抑粮价,并以打击囤积居奇为由,查封多家粮号,才勉强稳定了长安的粮价,将长安的粮价压到三两每石。
豪格回到长安之后,对此大发雷霆,他原本是想利用这次种棉之事,打压内阁,同内阁做一次交易,并非真的打算要严惩下面失职的官员,但现在的事态发展,被押到长安的临潼县令第二天就被斩首,用来平息民愤了。
这时金国焦头烂额,从来就没遇见过这种事情,一时间只能先稳定长安,至于其他地区,暂时就难以顾及了。
陕北,长城之南,黄河之西,延安府北面的绥德州和榆林府,要说是个偏远之地,可是发生在关中平原的震荡,也影响到了这里。
相比关中平原,这里处于黄图高原,土地贫瘠,粮食产量有限,算是个又穷又苦的地方。
绥延总兵官王永强原本驻防延安,不过随着明军光复山西,他被调到了绥德州和榆林府,防备明军从偏关、吴堡等地突入陕北,避开潼关威胁关中。
王永强是陕北的一个军阀,有土地数万亩,佃户上万,再参与进攻山西的战役后,他又获得了不少人口,部曲从三千人扩张到了五千,佃户也有了两万户十万多人。
金国对于吴三桂、还有他这样的军阀,采取的都是包税制度,规定一部分税归中央之后,剩下的赋税都归他们所有。
至于赋税怎么分配,各个地方又有些不同,像吴三桂势力大又占据汉中,他能自主的税收比例就多,而王永强这种势力小一点,位置又不太重要的军阀,能自主的税就少。
他原本是三千部曲,金国也朝廷只承认这个数目,分税时按着三千之数来算,可是王永强和其他所有军阀一样,都有扩充兵马的需求,一下就把部曲扩充到了五千人。
这多出的两千人,要吃要喝还要发军饷,置办器械,金国留下的税,根本不够他的开销,而榆林和绥德又不是什么富裕地方,他也不好搜刮,要是搜刮太狠,人口跑到别处去,那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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